2025年，美国医学科研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震荡。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（NIH）等核心机构实施大规模拨款削减与项目冻结，截至当年11月，NIH近2500项拨款、约23亿美元未支出资金被强制冻结或终止，其中西北大学Lurie癌症中心一项剩余资金达7700万美元的研究项目被砍，成为单笔损失最大的案例。这一政策不仅引发科学界哗然，更让全球医药行业陷入担忧：作为全球生物医学研究的“发动机”，NIH经费收缩是否会导致全球创新药研发“断链”，大批新药胎死腹中？

NIH作为全球规模最大、影响力最深远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，其资助水平直接牵动全球医药创新的节奏。创新药研发从来不是药企的“单线作战”，而是一项需要学术界、政府、产业界长期协同的系统工程——从基础机制解析到靶点发现，从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验，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公共科研力量的支撑。而此次经费削减，正精准击中了这一体系的核心命脉。

白宫在预算文件中给出的削减理由直白且尖锐：NIH存在研究重复、资金分散、效率偏低等问题，削减经费可倒逼科研体系优化效率，同时将更多研发风险转移给市场与制药企业。在政策支持者看来，NIH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投入多集中在“看不到即时成果”的基础研究领域，与最终转化为上市新药的产出相比，投入产出比难以令人满意。

“双重付费”（double payment）争议更让这场政策辩论愈演愈烈。质疑者指出，纳税人先通过公共资金资助基础研究，当这些成果转化为专利授权给药企后，公众又需为高昂药价再次“买单”。这种“公共投入、私人收益”的模式，打破了公共科研的社会契约平衡，甚至被视为对大型药企的变相补贴。部分经济学者也认为，基础研究的公共品属性使其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充分投资，但政府大规模投入若缺乏有效监管，反而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与效率低下。

但科学界与医药产业界的态度截然相反。他们用“新药大厦的地基”比喻基础研究的价值——公共资助承担着创新链条中最难、最关键的早期探索工作，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“地基”，后续的技术突破、临床转化与商业化便无从谈起。新药研发周期动辄十年以上，单款药物研发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，成功率却不足10%，药企天生追求风险规避与盈利稳定，显然无法独自承担早期探索的巨大风险。在他们看来，公共投资与商业收益的矛盾，应通过制度设计优化分配机制，而非简单以削减投入“一刀切”。

实证研究揭晓答案：公共基础研究是创新药的核心推手

双方观点针锋相对，而一系列跨年代、多维度的实证研究，逐渐勾勒出真相的轮廓——公共基础研究是全球创新药产出的核心驱动力，NIH的资助不可或缺。

2025年9月，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在《Science》发表的突破性研究，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关键量化证据。研究聚焦NIH经费缩减对新分子实体（NME，FDA对核心创新药物的定义）的影响，构建了一个震撼行业的情景假设：若NIH在1980-2007年间削减40%经费，那些“易被削减”的研究项目将直接影响2000年以来超过50%的新药审批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该分析仅覆盖小分子药物，未纳入疫苗、基因/细胞疗法、诊断技术等更依赖基础研究的领域，实际影响可能足以让全球创新药“产线”停摆一半。

这一结论推翻了此前部分经济学界的观点。2004年，Acemoglu和Linn的研究曾认为市场规模是创新药的核心驱动力，公共基础研究与新药产出无显著关联，部分市场派学者甚至主张政府资助会“挤出”企业创新动力。但后续更大规模、更精细的实证研究，逐一否定了这些观点。

数据显示，过去几十年美国获批的“同类首创药物”（First-in-Class，即开创新治疗路径的新药），绝大多数源于NIH资助的基础科学突破，而非产业界直接创新。2011年，美国农业部经济学家Andrew Toole的分析更具说服力：他整合1980-1997年FDA批准的新分子实体数据后发现，NIH基础研究存量每增加1%，新分子实体数量就增长1.8%，这一“弹性系数1.8”的倍增效应，远超产业自主研发投入的0.78，证明公共基础研究对源头创新的驱动力更强。

投资回报率同样亮眼。根据六大治疗领域药品销售数据推算，NIH基础研究的直接经济回报率约为43%，即每投入1美元，后续每年可从药物销售中获得0.43美元收益——这还未计入医疗成本降低、生命质量提升等难以量化的社会效益。2023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佐证：2010-2019年FDA批准的356种药物中，99.4%曾获得NIH资助，总资助额达1870亿美元，按靶点分摊后，NIH对每款药物的投入约5.99亿美元，与药企自身投入持平。

2025年6月，美国石溪大学研究者在《STAT》发文的发现更令人瞩目：2020-2024年间，50%的美国新药依赖高校专利支撑，其中美国高校的贡献占比高达87%。这些跨越数十年、覆盖多类药物的研究共同指向一个结论：公共基础研究不仅承担着最高风险的早期探索，更是创新药诞生的核心引擎，没有其长期投入，全球创新药产出将难以维持现有规模。

不可替代的核心角色：为新药打开第一道门

Andrew Toole的研究模型显示，公共基础研究、产业研发与市场规模并非相互替代，而是协同互补的关系。要实现最大创新产出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而在创新链条的分工中，公共资助承担着独特且不可替代的角色——为药物创新打开第一道门。

药物从发现到上市需经历“药物发现→临床前研究→临床试验→FDA审批”四大阶段，最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集中在早期。靶点是否有效、早期分子能否成药，均难以精准预测，药企为规避风险，更愿意在成熟靶点上做迭代优化，而非在未知领域“摸黑前进”。此时，公共资助的基础研究便扛起了重任，其核心贡献包括解析疾病机制、识别高潜力靶点、提供通用技术工具、突破长期瓶颈性科学问题，这些工作虽距离新药上市遥远，却是整个创新链条的起点。

两个经典药物案例，清晰展现了这一逻辑。

实例1：降压药卡托普利。作为ACE抑制剂类药物的代表，卡托普利的研发历程长达近50年，全程贯穿公共基础研究的支撑。1934年起，公共资助的研究首次揭示肾素-血管紧张素系统（RAS），为理解血压调控奠定基础；1950年代，NIH支持的团队发现血管紧张素I在ACE作用下转化为强缩血管分子血管紧张素II，明确高血压核心靶点；1960年代，公共研究推动巴西团队从蛇毒中分离出ACE抑制活性物，为药物分子设计提供模板；1970年代，施贵宝公司基于这些基础研究成果，成功合成卡托普利，1981年获FDA批准上市。这款药物不仅改变了高血压治疗格局，更催生了依那普利、赖诺普利等一系列同类药物，而1999年研发者获拉斯克奖的背后，实则是数十年公共基础研究的胜利。

实例2：GLP-1降糖减重药物。作为全球炙手可热的“百亿神药”，GLP-1药物的研发跨越近百年，是公共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协同的典范。20世纪早期，公共资助推动研究者发现“肠促胰素效应”，提示肠道激素的存在；1960年代，Habener团队发现胰高血糖素前体，搭建GLP-1研究的基础框架；1980年代，Mojsov鉴定GLP-1活性片段，Drucker与Holst解析其降糖机制，明确潜力靶点；1990年代末，公共研究平台发现蜥蜴毒液中的Exendin-4，破解GLP-1半衰期短的核心瓶颈；近二十年，基础研究催生的脂肪酸修饰、口服制剂等技术，让GLP-1药物从降糖拓展至减重、心血管保护领域。2024年，三位核心研究者获拉斯克奖，正是对公共基础研究长期价值的认可。

不止于早期：公共资助贯穿新药研发全程

公共资助的价值并非仅限于早期基础研究，在药物进入临床阶段后，其依然发挥着广泛而关键的作用，这一点常被市场忽视。

2019年的一项研究回溯2008-2017年FDA批准的248种新分子实体，发现25%的药物在临床后期依赖公共部门支持，其中19%来自高校研究，6%源于高校衍生企业（如基于埃默里大学技术研发的丙肝新药索非布韦）。这些获得后期公共支持的药物，更易获得FDA优先审批或突破性疗法认定，多聚焦罕见病、耐药感染等临床需求迫切的领域。

2021年针对69个新型生物制剂的研究进一步显示，42%的药物在研发后期仍获得公共机构支持，涵盖核心专利、技术授权、注册临床试验等关键环节，且这类药物更易进入FDA加速审批路径，显著提升创新效率。这意味着，即便临床后期资金主要依赖产业界，公共部门的支持仍是新药跨越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重要推手。

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基础研究催生了大量通用技术工具，成为制药行业的“基础设施”。NIH资助研发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、RNA干扰技术、分子对接算法、诱导多能干细胞（iPSC）疾病模型等，已全面融入全球药企研发体系，大幅缩短靶点验证周期，提升候选药物临床成功率，降低全行业研发成本，其价值远超单一药物的经济回报。

当然，也有批判观点指出，公共资助的强势地位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药企内部创新能力的衰退。随着行业整合加剧、研发外包与外部授权成为常态，药企对学术力量的依赖度持续提升，内部研发管线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。若未来学术研究方向与市场需求脱节，或公共资助进一步收缩，可能加剧产业端管线断裂风险。这也提醒，公共资助不仅要保障规模，更需精准对接临床需求，实现研究方向与产业应用的协同。

医药创新的中国模式：在追赶中突破瓶颈

公共资金推动创新药产出的规律，在中国同样适用。目前，中国基础研究主要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（NSFC）等机构承担，其中医学科学相关项目占比超五分之一，且持续增长，形成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、产学研协同基金、地方资金与产业资本联动的资助体系，贯穿创新全链条。

药监体系改革更为中国创新药发展“铺路搭桥”：临床试验从审批制转向默示许可制，大幅缩短审评周期；药审标准与国际接轨，流程逐步现代化，使靶点发现到临床试验的路径显著压缩，研发效率大幅提升。

亮眼成绩随之而来：近年来中国创新药IND申报数、注册临床试验数量连年增长，高质量出海药物不断涌现，2025年创新药交易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，跨国药企对中国资产的预付信心增强，肿瘤与免疫领域多款药物获FDA/EMA批准，逐渐摆脱“仿制药为主”的行业标签。

但结构性挑战依然突出：原始创新不足、靶点集中、同质化严重，根源在于基础研究积累薄弱。与美国高校深厚的基础研究体系相比，中国在原创性、系统性研究方面仍有差距，导致在新靶点发现、疾病机制解析等上游环节难以实现突破。因此，加大基础研究投入、构建高质量原创创新体系、深化产学研协同，成为中国创新药实现全球突破的关键。

结语：平衡效率与活力，关乎全球健康的时代命题

从早期靶点发现到后期临床转化，公共基础研究资助是创新药的“全程陪跑者”，其价值不仅在于产出科研成果，更在于筑牢全球医药创新的根基。美国NIH经费削减引发的争议，本质上是短期效率与长期活力、公共利益与私人收益的博弈。

对全球医药行业而言，如何在优化科研效率的同时守住基础研究的源头活力，如何平衡短期经济回报与长期健康价值，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协调公共投入与市场机制，已成为关乎亿万人类健康的重大时代命题。放弃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，或许能换来短期预算平衡，却可能让全球创新药研发失去前行的动力，最终付出更沉重的健康与经济代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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